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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酒文化与低效率
□石锐钦
几年前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的一名记者要写一部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书，为收集素材，来中国进行了实地采访。其中，他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日本鬼子留下的“万人坑”进行了拍照。笔者参与了接待工作。在采访结束时，这名记者为答谢我们，自掏腰包与我们共进午餐。中国人热情、好客、宽容，颇颇举杯，共叙中日友谊。席间有人问日本人是不是经常饮酒时，这名记者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：“日本人很忙。”这句话引起了笔者长时间的深思和多方面的联想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大多饮酒总要过量一些，有时甚至喝得稀泥乱醉，而且经常出现一些不该发生的事，轻者把酒多言，吹胡子瞪眼，损害身体，行为失态；重者大打出手，拔刀相见；更有甚者，酒醉身亡，或酒后行车造成恶性事故，酒后争斗出现严重刑事案件；有的领导酒后决策造成严重失误。所有这些都不为稀奇。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，这种饮酒过量现象，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够见到。这个数字也许不容易统计，就是我们13亿人口的中国，每年因过量饮酒而造成的伤亡、事故、案件及由此带来的工作失误不知有多少。说来也怪，大家明知道是不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偏要去为之呢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酒文化（姑且先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文化）是怎样形成的？与其他事物有什么联系？
如果我们从国人在思想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去做深入细致的考察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。
怀才不遇，借酒浇愁。宋代诗人苏轼有“有道难行不如醉，有口难言不如睡”的感情表露。从古至今，怀才不遇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他们有才无用，报国无门，自认为既然有路难行，有口难言，就不如把酒喝醉，卧床大睡，以消除由此带来的寂寞和苦闷。
虚无消积，醉酒度日。宋代诗人高菊间有“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”的感慨。不少人认为，“人生由命非由他”，人生在世，有酒的时候就应尽情喝个醉，若到死后，即使有了子孙祭奠，也不能有一滴酒送到黄泉底下去。人死后，一切成空，祭供丰盛也是虚设，不妨活着的时候，有酒就痛快地喝。这种虚无、消极的人生观念，不知耽误了多少人的光辉前程。
喜事来临，饮酒共庆。唐代诗人王驾用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的诗句来描写农家在立春后祭社神以祈祝丰年，完后大家都欢宴喝酒庆祝，社散后一家家的人都各自扶着喝醉的人回家去。祭社时尽情欢乐、酒醉饭饱的热闹场面，由此句可以想见。
老友相逢，以酒助乐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“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中国人的友情思想世人皆知。老友难得见面，高高兴兴地共饮一杯浊酒，来庆祝彼此的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管他是也好，非也好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全都拿来作为谈笑的好材料。
公款消费，不讲效率。这也许是当前过量饮酒一个主要的原因。由于改革不到位，机制不健全，在相当一部分企业里，人们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不成比例，干多干少、干好干坏、干与不干基本上是一个样，甚至干不如不干，不干不如捣蛋。占用公家的时间，耗费公家的钱财，不吃白不吃，吃了也白吃，白吃谁不吃？
考察中国的发展历史，分析国人的饮酒习惯，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从总体上讲，人们饮酒过量，甚至喝出了很多问题和麻烦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忙。中国的社会形态分别经历了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，从经济形态看又经历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、计划经济，没有经历过健康规范的市场经济。市场经济是充满竞争而又优胜劣汰的经济体制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企业也罢，你要想生存，就不能闲着；你要想过得好些，你就得忙着，不然就会被无情的市场经济所抛弃。因此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，我国的社会生活、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、风俗习惯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。相信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们都要投入到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，到那时候，各级政府都在忙，企事业单位都在忙，每个公民都在忙，都在忙自己应该忙的事，时间真正成了金钱，效率真正成了生命，谁还有更多的时间消耗在酒宴上呢？
（作者单位：大同煤矿集团大唐塔山煤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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